沙漠里的黄金与王族的巨大影子

外界记住沙特，多半从奢华的画面开始：王子包下一整座海岛过生日，定制三层私人飞机花到24亿，宠物不吠不喵而是狮子、猎豹。人们也知道那里不用缴个人所得税，生孩子、上学都有补贴，服务业里辛苦的岗位大多由外籍劳工承担。本地人仿佛躺在油井边过日子。

可如果把镜头拉远，背景就不那么轻松了。这个国家的直系王室成员接近5000人，连同旁系接近2万。掌权者至少有两百位，分布在各省省长和国防、教育、经济等关键部门；其余绝大多数虽不理政，却仍需国库承担开销。这是政治结构里最沉重的影子，越富越容易被忽视。

石油是幸运，也是难题。1938年达曼油田出油，随后一个个大油田被探明，今天沙特已掌握约世界17%的探明石油储量。2022年，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，人均超过3万美元。但是国家财政中，石油收入占比高达75%，对整体经济的贡献约40%。产业链延伸出来的石化与相关服务同样被油价牵引。风平浪静时是甘霖，一旦油价走低，全国就跟着起伏。

“兄终弟及”的妥协与老去的王国

问题的另一半来自继承。建立王国的伊本·沙特在1932年统一各大部落时，面对的是一个“多母、多人、多部落”交织的家族。他娶了几十位妻子，留下了147个子女。若定长子继承，其他儿子背后的部落就可能不服；定幼子继承，同样风险不小。于是他采取折中的“兄终弟及”：由兄长向弟弟依次传位，辅以各部落首领协商推举。

在传统君主制里，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。和欧洲普遍实行的长子继承制不同，阿拉伯世界的家族政治重视“共识”与“资历”，看中的不是血缘的单向传递，而是成年男性直系之间的轮替。这能在短期内安抚各方，但也会带来一个明摆着的后果：后来继位者的平均年龄越来越高。进入21世纪时，王位候选人基本都步入古稀，政治活力随之衰弱。2015年萨勒曼继位，已年近79岁，改革的脚步更难迈开。

从费萨尔到小萨勒曼：两代人的国家塑形术

同样是处在转折点，不同人做出过不同选择。伊本·沙特的三儿子费萨尔当政后，先稳住传统的部落秩序：用补贴安抚各部落首领，确保骑骆驼的部落战士不因现代化而失去归属感；再借由重组军队与官僚系统，将关键职位换成更能执行中央意志的嫡系人马。他还设立女校、开办广播电台，倡导“国家利益高于部落利益”。更关键的是，费萨尔在1973年主导石油禁运并逐步实现石油产业收归国有，摆脱对美国公司的依赖，让“石油王国”的财政肌肉第一次真正长在自己身上。

四十多年后，另一种塑形术更为强势。萨勒曼即位后，没有继续沿用“兄终弟及”的惯性，而是把年纪尚轻的儿子推到台前。2015年，年轻的儿子出任国防大臣，借参与也门冲突迅速掌握了军队资源。权力的棋盘从那一刻开始重排。

部落、补贴与权力拼图

沙特的国家构型带着强烈的地方主义烙印。早年间，阿拉伯半岛内陆尽是沙海，能耕作的土地不足1.5%，95%是沙漠。交通不便，帝国来来去去，沿海易守内陆难攻，部落成为真正的“基层政权”。伊本·沙特统一后保留部落首领的影响力，通过联姻、补贴与仪式性协商维持均衡，这一套沿用了几代，换来的是稳定，也埋下了政治碎片化的伏笔。

当国家极度依赖石油收入且福利丰厚时，“再分配—忠诚”的循环看似良性：补贴换团结，团结换可控。然而久而久之，政策推进变得艰难。执政者不得不持续加大对王族和部落的投入，甚至在关键岗位上沿用“家族化任命”，这与现代官僚体系重视专业与问责的原则天然冲突。民间也出现堵点：核心岗位难以进入，社会流动性放缓，贫富差距扩大到全球第二，仅次于阿联酋。

铁腕破局：酒店里的“反腐”与继承重排

摆在眼前的结，一动就疼，不动就烂。年轻的储位竞争者选择了动刀。先是瞄准王位继承的“合法性缝隙”。以“王储母亲是也门贵族”的身份问题为由，原定的王储穆克林被废；随后又将小纳耶夫推上王储之位，不久再度撤换，自己顺势成为新的王储。形式上是程序转换，实质上是继承序列的重启。

更令人侧目的，是2017年那场利雅得丽思卡尔顿酒店里的“反腐风暴”。五百多名王室成员与高官被集中软禁，要求交出非法所得，最终收回资金超过一千亿美元。反腐的名义击中了民意，财政上缓解了紧张，更重要的是，王室内部的权力格局发生断裂——那些长期“凭姓氏吃饭”的利益链被切断，中央的控制力显著上升。

石油之外的蓝图：2030愿景的雄心与摩擦

权力集中之后，真正的难关才刚开始。新的当权者抛出“2030愿景”，目标直指“去石油化”。他要建太阳能电站，定下到2030年达46GWh的目标，可眼下只有2—3GWh的水平；要办音乐节、体育赛事，签下大牌球星，开放旅游签证；要推动女性开车与就业，促进更多人进入职场；甚至规划一座长170公里的“直线城市”，以高科技与金融吸引全球人才。

行政结构也被强力改造，原有部门被拆解、合并为13个新部门，试图从制度上抑制王室成员对职位的垄断。对于一个长期靠资源红利驱动而非产业技术积累起家的国家来说，这样的整顿相当于给一台旧机器更换引擎，动静必然很大。

改革的阻力：经验缺口与文化张力

蓝图展开，落地却困难重重。过去几十年，服务业和基层劳动岗位被南亚劳工承包，本地年轻人接受福利型教育体系，缺少市场化打磨的技能，想去做中层又常常力有未逮，导致就业结构卡壳。石油依旧太赚钱，整个社会对“新经济”的内在动力就弱了一些——当下的收益与未来的不确定之间，选择往往倾向于眼前。

再加上文化上的保守色彩与旅游业所需的开放气氛之间存在张力。迪拜之所以能靠旅游和金融转型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的城市文化与制度安排。沙特在这方面谨慎得多，比如目前仍不允许售酒，这直接限制了国际旅游消费的一部分。要在保持传统与拥抱全球市场之间找到平衡，谈何容易。

两种治国路径的对照

把费萨尔与当下的铁腕改革者放在一起对比，能看出两种不同的国家塑形逻辑。前者在部落秩序与现代国家之间搭桥，靠渐进主义、宣传与组织重建，最终将石油收益纳入国有，打下财政基础；后者则以集中权力来缩短改革路径，借强有力的惩戒与制度拆并推动结构换挡，迅速从继承难题和内部掣肘中突围。

两条路都与时代相关。费萨尔面对的是一个刚刚握住石油阀门、需要确立国家权威的年代；今天的改革者面对的是一个全球能源转型渐行渐近的世界。新能源技术扩散、全球减排趋势压着时间表往前推，留给单一资源型经济体的窗口正在变窄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把“2030愿景”压在台面中央，哪怕改革与传统之间处处摩擦。

财富的背面：福利、秩序与代价

不能否认，石油确实让这个国家翻篇。贫瘠的地理现实——95%是沙漠、可耕地不足1.5%——本是不可能支撑现代福利国家的。然而石油改变了一切：国民免征个人所得税，教育与生育获得补贴，公共基础设施跨越式建设。问题是，在王室人数膨胀、权位高度家族化的结构中，福利越丰厚，维持秩序的成本就越高——尤其是当近2万王室成员中超过两百人手握要职时，社会流动性被挤压，机会的分配呈现出先天不均。

也门战场到豪华酒店，再到政府架构的重排，这些看似不相干的场景其实串联着一个核心命题：继承规则与国家治理究竟如何互动？当“兄终弟及”的温和妥协让国家老去，强势改制似乎成为唯一可选项。萨勒曼在79岁时即位带来的迟滞感，与其子迅速集中权力、介入军队的锐利形成鲜明对照。而在废除穆克林、改立小纳耶夫、再进一步更换王储的过程里，“王储母亲是也门贵族”这样的身份理由被摆上台面，正说明老秩序仍在以血统与部落的名义进行反抗。

被时间追着跑的改革

跨出一步还有十步。太阳能装机从2—3GWh爬到46GWh，是实打实的技术、投资与人才的难题；旅游与文娱离不开社会开放度，而本地文化的底色要求渐进；部门合并与官僚体系重构需要新的治理能力来填空；年轻人要填补技能缺口，教育体系必须重塑；外籍劳工结构也得调整，不然就业难题无解。

全球能源转型的时钟在滴答作响，油价的繁华不是永恒。这个国家已经从“沙漠穷国”变成“石油王国”，2022年的1万亿美元GDP与超过3万美元的人均收入在薄雾中闪光，但繁华背后是同样明确的挑战：单一资源依赖难以为继，家族化政治与现代国家的制度张力仍在。

最后的回望

也许没人能在短时间内给出完美答案。铁腕手段打破继承死结、收拢权力、清理王室既得利益，这是必要条件；把经济从油井边搬到实验室、创投机构与工厂车间，是更难的充分条件。从利雅得的丽思卡尔顿，到规划图上那条170公里的“直线城市”，从女校与广播电台的先声，到音乐节、体育赛事与旅游签证的新潮，这片土地一次次尝试用不同语言讲述“现代化”。

改变从不是口号堆出来的。眼下，人们至少可以确认两点：其一，过去几十年靠“补贴—忠诚”维系的政治经济循环正在被改写；其二，2万王室成员的沉重、石油依赖的结构性惯性、文化与市场的张力，注定让改革走得不疾不徐。也可能正因为如此，这个“土豪王室”才显得真实：光鲜之外，满是难以绕开的代价与挣扎。只有等到新能源在全球坐稳主位之时，今天的选择才会显露成败。现在能做的，是继续走在改变的路径上，哪怕每一步，都踩在流沙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