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部在全国掀起观影热潮的电影，凭借其对历史事件的再现和情感的深刻呈现，被誉为一次爱国主义的洗礼。然而，这份备受赞誉的艺术成就背后，却隐藏着一位重要亲历者的疑问：为何影片中独独少了那位“老师长”的身影？

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抱怨，实则指向了宏大历史叙事中，那些不经意间被隐去的个人贡献。电影《四渡赤水》以其感人至深的笔触，将观众带回了那段激荡的革命岁月。

但对于历史呈现的完整性，杨得志上将的疑问，无疑为这部经典蒙上了一层深思的底色。

银幕光辉与一处留白

1983年2月1日，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了这部名为《四渡赤水》的革命历史巨制。影片的核心，紧紧围绕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运筹帷幄的“得意之笔”。

它生动刻画了毛泽东如何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指挥，包括佯攻贵阳、威逼昆明，最终巧渡金沙江，帮助红军成功摆脱国民党重兵追击。

这段被誉为“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”，在银幕上被赋予了磅礴的气势与深刻的内涵。影片的拍摄过程也充满了艰辛。

剧组人员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感，克服了诸多困难，平均体重都下降了十多斤。饰演高翔的卢志启瘦了26斤，制片主任李久万的皮带都缩进去四扣。

这部影片最终按时与观众见面，上映后果然不负众望，引发了广泛的观影热潮。观众普遍认为，电影成功将“四渡赤水”这场经典战役搬上银幕。

它不仅塑造了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，更真实再现了战役的宏大场面，为大家带来了深刻的革命历史与爱国主义教育。

许多观众在观影后，情不自禁地唱起《长征组歌》中的那句“四渡赤水出奇兵，调虎离山袭金沙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”。

这部电影的意义远超娱乐。它通过细致的场景还原，让观众重新感受抗日战争中人民的英勇与牺牲，以及他们在生死面前的坚定意志。

影片中，历史再现与情感呈现紧密交织。情感表达让观众更贴近人物的内心喜怒哀乐，产生共鸣。

视觉呈现上，电影通过精心设计的画面，将人物情感与历史事件巧妙融合。景深、镜头运动和摄影技巧的运用，使得观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人物的情感变化。

音乐在影片中也扮演了情感催化剂的角色，背景音乐的变化增强了观众的情感共鸣。激昂的旋律烘托战斗场景，柔和的音符则细腻展现人物情感。

对白与人物互动同样至关重要。影片中的对白不仅传递剧情，更深刻地展现了人物之间的情感。他们的交流、争执，都让观众感受到情感的真实与复杂。

电影还巧妙运用情感符号，例如手写信件作为主人公与妻子情感的载体，增强了情感的真实性和深度。通过情节铺陈和节奏把握，影片创造了多个情感高潮。

这种对历史背景与现实主题的巧妙关联，使得影片超越了单纯的娱乐，具有更深远的意义。它回顾历史，更唤起观众对国家认同、集体记忆等当代社会问题的思考。

然而，在这些赞誉和肯定中，却出现了一丝不和谐的声音。当年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，时任总参谋长的开国上将杨得志，在看完电影后皱起了眉头。

他对身边人抱怨说：“这电影挺好，就是有个大问题：咋整部电影里，都没老师长的一个镜头呢？”这个“老师长”，便是他长征时的领导，开国上将李聚奎将军。

长征路上的“隐形”先锋

杨得志提到的“老师长”李聚奎，并非无名之辈。他被誉为红军、八路军、解放军的“将圣”，一位先锋勇将，其一生极具传奇色彩。

他不仅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，还组织过大军的后勤工作，更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李聚奎的革命生涯始于1904年，生于湖南省安化县一个贫困农家。为求生计，他投身军旅，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战士，并参加了北伐战争。

1928年，李聚奎参与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，随后跟随部队前往井冈山，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。

1930年末，蒋介石集结约10万兵力、7个师，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一次“围剿”。当时已是红三军第27团团长的李聚奎，受命在王竹岭一带设伏，阻击敌军指挥官张辉瓒。

12月28日，张辉瓒的指挥所果然落入红三军的伏击圈。在李聚奎的命令下，红27团全力射击，枪炮声震耳欲聋，双方激战难解难分。

战斗中，李聚奎带领战士们发起猛烈攻击，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大腿，鲜血直流。尽管政委朱良才劝他撤下火线，但李聚奎坚决不下，只是简单包扎后继续指挥。

经过数小时激战，敌军被全歼，张辉瓒被活捉。战后，李聚奎的裤子被鲜血湿透，被抬下阵地时，正巧遇到前来前线查看的毛泽东。

毛泽东关切询问他的伤势。李聚奎笑着回答：“报告毛委员，蒋介石的子弹可打不死我！”毛泽东闻言而笑，从此记住了这位猛将的名字。

1931年末，李聚奎已是红三军第9师师长，接到红一军团首长的任务，带领第9师直插大龙圩，袭击正对根据地进行第四次“围剿”的敌军52师。

李聚奎火速带领部队赶往大龙圩，在途中通过望远镜发现桥上有一名骑马的敌军指挥官正在指挥。他果断发起冲锋，将这股敌人活捉，审问后得知，正是敌52师师长。

红军第五次“反围剿”失败后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为红军开路的重任，交给了李聚奎和他的第1师。为了保护中央机关的安全转移，李聚奎带领部队向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发起攻击。

1934年10月，红一团袭击并占领新田，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。11月3日，又成功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，进入乐昌地区。

此时，毛泽东召见李聚奎，对他强调：“你们师负责在前边开路，任务可不轻啊，行动得快点……具体咋走，你们自己在前边决定，别等指示，省得耽误时间。”

遵照指示，李聚奎带领第1师继续掩护中央红军过潇水，奔向湘江。蒋介石在湘江两岸部署了20个师兵力，设立第四道封锁线，企图全歼红军主力。

在这紧要关头，李聚奎接到命令，带领第1师承担阻击敌人的重任。尽管敌我力量悬殊，但第1师仍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，一次次击退敌军进攻。

敌人发现正面强攻无效，便增兵正面，同时派部队迂回到第1师的后方和侧翼。湘江之战异常惨烈，红一师损失惨重，但最终成功掩护中央突破封锁线，渡过湘江。

1934年末，中央红军逼近乌江南岸。乌江水宽200多米，水深流急，两岸悬崖峭壁，素有天险之称。守卫乌江的是贵州军阀部队，他们在沿江渡口修筑工事。

企图依靠乌江天险阻挡红军。国民党中央军也紧随红军进入贵州，红军必须在被包围前强渡乌江。同样，负责强渡乌江的先头部队，仍是李聚奎带领的第1师。

1935年1月1日，李聚奎带领第1师抵达龙场渡口，并于3日上午顺利强渡乌江。随后，部队继续挺进，成功占领遵义城。

红军占领遵义，将数十万“追剿军”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。正是在这里，中央召开了著名的“遵义会议”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，挽救了党和红军。

遵义会议后，毛泽东将李聚奎叫到自己的住处，笑着夸赞道：“你们一师在长征路上好几次被敌人侧击，都能随机应变，躲开敌人的攻击，处理得很不错。这是很好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。”

毛泽东稍作停顿，着重强调：“以后这种情况还会很多，就是要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。”李聚奎听了毛泽东的表扬，激动地回应：“好！没问题！”

遵义会议之后，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屡战屡胜，最终成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和追击，抵达大渡河畔。大渡河水势湍急，漩涡密布。

为避免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兵败覆辙，李聚奎接到命令，再次带领第1师在雨中急行70多公里，一举消灭了驻守在安顺场的敌军，成功控制了安顺场渡口。

5月25日，李聚奎亲自带领杨得志的第1团开始强渡大渡河。17位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，英勇冲过火力网，成功占领对岸阵地，确保了后续部队的顺利过河。

不只是战将

1935年6月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，李聚奎被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。1936年10月，中央军委下令组建西路军，实施宁夏战役计划。

李聚奎带领第9军西渡黄河后，攻克了甘肃土城、永昌等地，有力支援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。然而，西路军最终被“马家军”围剿，全军覆没。

李聚奎独自一人机智逃出，扮成叫花子，巧妙避开了敌人的追捕，最终成功回到延安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李聚奎担任第129师第386旅参谋长，协助旅长陈赓抗击日军，屡战屡胜。1938年3月的神头岭一战，便是李聚奎指挥的经典战役。

1938年2月中旬，侵华日军为配合津浦线作战，派出3万多人，从平汉、同蒲、道清等铁路线，向晋南、晋西发起攻击。

为挫败日军计划，李聚奎带领三个团在神头岭一带设下埋伏，歼灭了日军第16师团和第108师团各一部，共约1500余人。

此役缴获550多支长短枪和600多匹骡马，以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，给入侵晋东南的日军以沉重打击。

1938年冬天，李聚奎被派往鲁西北，组建一二九师先遣纵队，以重整鲁西北的抗战形势。抵达鲁西北地区后，李聚奎迅速联系地方党组织，组建起一支先遣纵队。

这支部队在鲁西北平原上高高竖起抗战大旗，给了日军狠狠一击。1940年6月，先遣纵队改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，成为我军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。

1939年夏天，日伪军占据莘县等地后，前往魏庄一带进行“扫荡”。李聚奎得到情报后，立即带领一个营快速奔赴魏庄截击敌人。

敌人到达魏庄村边，遭到李聚奎部猛烈打击，被困在村子西北角。战斗持续到黄昏，李聚奎下令总攻，很快便结束了战斗。

这一仗，消灭了约200多日伪军，还缴获了大量枪械、战马等军用物资。

1946年1月，李聚奎被叶剑英召至身边，参加军调工作。李聚奎自认为缺乏外交斗争经验，表示想回去带兵打仗。

叶剑英鼓励他：“在军调部工作也是打仗，只是环境和条件特殊。经验嘛，干一段时间就有了。我们共产党人有个特点，就是哪里需要就去哪，在战争里学习战争，从外行变内行！”

李聚奎听了叶剑英的话，觉得完成任务没问题。没过几天，参加军调工作的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便找上门来。

他们污蔑八路军在黄村拆老百姓房子，还抢老百姓东西。叶剑英派李聚奎与国民党代表、美国代表一同前往黄村进行现场调查。

抵达黄村时，李聚奎看到几个人早已等候在村口，一见到他们便跪下磕头，声称自家被八路军抢劫。李聚奎打量着这几人，总觉得他们的言行很不自然。

他跟着这几个人来到一间破旧的平房前。这房子房顶缺失，只剩下几堵残破的墙壁，屋内炕席上铺满了灰尘，地上还扔着些旧书、花生皮之类的杂物。

这时，又有一个中年人拿出几个子弹壳，声称是八路军攻打黄村时留下的。国民党军调代表借机表示，事实已经很明显了，就是八路军所为。

李聚奎轻蔑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行了，别演了，这个现场是伪造的！”他先指着那些子弹壳说：“你们瞧瞧这些子弹壳，上面都生锈了。

肯定不是最近打的，至少也是半年前的。说什么这是八路军几天前打黄村时留下的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还有说八路军拆房子，更是天大的玩笑。

你们看，这炕席上的灰尘均匀地铺满了整个炕面，说明是长时间自然落下的，连个脚印、手印都没有，这怎么抢东西呢？地上的花生皮、旧书这些，明显是故意放置的！”

李聚奎一番话有理有据，说得国民党代表无言以对。美国代表见此情景，也只好连连点头。回到北平后，李聚奎将调查结果写成报告，交给了军调部。

叶剑英听了他的汇报，赞扬道：“你这第一炮打得真响！”

1950年6月，朝鲜战争爆发后，毛泽东下令迅速建立朝鲜战争的后方保障供应基地，并确定一位能担此重任的“粮草官”。在聂荣臻的举荐下，李聚奎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。

他负责筹备抗美援朝物资。刚上任，李聚奎便按照现代化战争的后勤保障要求，迅速调整了后勤组织和运输线的兵站，将作战物资按梯次储备在兵站线上。

那时，我军没有制空权，刚开始运输物资的几天，损失非常大。李聚奎经过深思熟虑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：在原有信号站的基础上，增设更多的运输干线防空哨兵。

这就像古代的烽火台一样，专门用来监视敌机。同时，他还向彭德怀建议：要想确保运输安全，就必须保护好后方兵站，最好能配备高炮部队，不能只躲避，还要反击。

李聚奎提议建立防空哨所，点线结合的战术大大改善了后方运输的被动局面。毛泽东称赞道：“在汽车路两边安排一万多人站岗，飞机一来就打信号枪。

司机听到就躲起来，或者找地方把车藏好……汽车的损失从开始的40%降到了百分之零点几，真是个奇迹！”

1952年9月，中央军委为强化我军现代化建设，决定设立解放军后勤学院，院长一职由李聚奎担任。李聚奎不负中央所望，建院后科学总结自身多年的军队后勤实践经验。

以此指导学院的教育教学工作，为我军后勤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。1955年，李聚奎调任石油工业部部长。他带领干部、专家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前往大西北。

在野外餐风露宿，努力奋斗，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，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1958年3月，李聚奎回到部队，担任总后勤部政委。由于他在1955年授衔时在地方工作，所以这次回部队，中央要给他补授军衔。

补授何种军衔，让总干部部犯了难。尽管李聚奎的不少部下都已是上将甚至大将，但大将只授10人，因此他最多只能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
得知总干部部为难，李聚奎却展现出高风亮节，主动表示自己的军衔“就低不就高”。最终，中央军委给他授予了上将军衔。

李聚奎被授予上将军衔后，杨得志来看他，感慨道：“老师长，以前您是我师长，现在咱俩都挂三颗星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呢！”李聚奎却笑着说：“主席和总理功劳那么大，一颗星都不要，我这不算啥！”

1995年，94岁高龄的开国上将李聚奎在北京逝世。中央在他的悼词中写道：“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里，不管职务高低，不管工作如何变动，他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很重，勇于承担重任，敢于开拓进取，真是共产党员的一面镜子！”

笔者的思索

电影作为一种强大的艺术形式，在再现历史时，必然会进行选择和聚焦。影片《四渡赤水》显然选择了突出毛泽东个人军事指挥的“得意之笔”。

此举旨在展现领袖的智慧与红军的英勇，并有效传达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层意义。

尽管这种聚焦带来了巨大的艺术和教育成功，但也可能导致像李聚奎这样在关键节点发挥核心作用的“配角”被“隐去”。这种“缺席”并非恶意。

却可能无意中简化了复杂的历史图景，让后人对历史的认知不够全面。杨得志将军的抱怨，恰恰体现了亲历者视角对于补充历史细节、完善历史叙事的宝贵价值。

他们的记忆，是还原更真实、更丰富历史的重要拼图。影片巧妙地将历史背景与国家认同、集体记忆等当代社会问题相联系，通过“四渡赤水”的英勇与坚定，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深刻启示。

然而，当我们反思历史时，也应思考如何更全面、更立体地呈现历史，以避免历史记忆的扁平化，从而更好地汲取历史智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