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11月，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姚科贵的著作《我在韩先楚身边的日子》共283页，约26.4万字。这本书被认为是了解周赤萍中将晚年经历、尤其是相关历史疑问的重要资料，其中不乏首次披露的内部细节。笔者在研读与周赤萍关联的章节后，并结合此前对其亲属及部下的采访，整理并撰写了以下内容。

据姚科贵著述，1971年10月初，福州军区党委成员与周赤萍进行交流。紧10月4日晚八点四十五分，中央办公厅王良恩致电福州军区，转达北京外文出版社意欲以十一种语言出版周赤萍的《东北战争战争中的林彪同志》的消息，要求他交出一封相关信件。此举表明，不仅福建方面计划出版该书，北京也表达了兴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周赤萍夫人蒙进霞在与笔者的交流中，并未提及外文出版社的事宜，而更关注福建新华书店的出版意图。这段历程反映出《林彪同志》一书在当时引起了多个出版机构的积极关注。

10月5日上午，福州军区副政委佘积德即根据中办指示，将周赤萍的近期期通信件整理上交。这些信件包括周赤萍致汪东兴及中央两封信，内容多涉及病况及缺席“批陈整风”汇报会的说明。还有给吴法宪及林立果的电话稿，主要陈述住院治疗的情况，以及几封写给云南人民出版社、外文出版社、《人民中国》杂志社的信，据推测均与其作品出版有关。书信中未见特别敏感内容，若其中有问题，相关批判材料料不会轻易遗漏。

进入10月，福州军区高层对周赤萍的问题持续讨论。至7日，韩先楚以军区党委意见向总理进行汇报。因周恩来正忙于外事，由王良恩接听。姚科贵记录了会议的几项主要观点：一是周赤萍未积极参与“批陈”，庐山会议后不参加军区学习传达，尽管多次邀约均无果；二是急于发布《林彪同志》一书，敦促快印快发，亲自督查全军区各地发行进度；三是与林彪亲信（包括于新野、王维国等）有联系，其夫人曾致信部分相关人事，事发前周赤萍自称毫不知情，但事后又表示若能及早报告或许能避免后果；四是获悉王维国等人被审查后，前往江西鹰潭以观察局势。

韩先楚汇总意见后，将总理的多次指示作为继续与周赤萍谈话的依据。未见其明确提出具体隔离审查的实施时间，但此举成为周赤萍被首次提出隔离审查的关键节点。

10月11日，王良恩再次致电福州军区，传达毛主席同意对周赤萍进行隔离审查的批示。尽管后来的《建国以来毛主席文稿》第20卷未收录相关指示，这一决定无疑在周赤萍案中意义重大。当天下午，福州军区党委与福建省委常委会展开了合并会议，通过由韩先楚代表与周赤萍谈话。会上，韩先楚向周赤萍传达了毛主席及周恩来的意见，各常委也分别表态。

面对指控，周赤萍回应称自己并不知情有关谋害主席及南方割据等阴谋；如若得知，他宁愿以死谢罪。他认为，自己所参与的活动只是舆论及组织联络，未意识到事态发展如此急剧。然而他的职务至此已经被撤除。

随后，福州军区副政委严政批评周赤萍，说“没想到那么快”其实是实质性问题；犯错即需改正，回归正确路线。廖海光则指责周赤萍于9月8日便知情，但迟至25日才写信上报，认为这等于欺骗了领导与同志。9月25日，周赤萍由上海前往鹰潭时写信给毛主席，但相关内容至今未公开，具备重要研究价值。

姚科贵的记录显示，周赤萍在被集体谈话中也简要作答。综合来他直到9月8日于新野到医院探访后，才意识到毛、林之间存在矛盾。这次会谈似乎成为他隔离审查生涯的重要起点。于新野在“九一三事件”当天自杀，外界对于他与周赤萍的具体交流仍难以详细考证。

笔者就于新野探访一事采访了周赤萍夫人蒙进霞。她回忆说，于新野在60年代末已是林立果主要助手，探望“空军老领导”名义前来看望周赤萍。当时，蒙进霞几乎始终陪伴在侧，仅在治疗期间短暂离开。她坦言，回忆里并未察觉于新野引发异样的谈话内容。审查过程中，蒙进霞屡屡被问及于新野的来访以及其可能留下的日记，她曾愤然质问，称未见于新野有文字记录。姚科贵的著作记录，于新野总共五次拜访周赤萍，这一频率无疑加重了后者处境。对于会谈具体内容，或因时间久远亦有疏遗漏，蒙进霞并未听到异常，但无法排除在其不在场时另有重要交流。

上述事实，结合各方记录与采访，揭示了周赤萍在特殊年代经历的复杂处境，而相关信件与会议纪要为理解全部事件提供了难得的史料依据。（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