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子

公元234年，五丈原，秋风萧瑟，刮过渭水，带着刺骨的寒意，吹入蜀汉大营。

中军帐内，蜀汉丞相诸葛亮，燃尽自己生命最后一丝光焰的目光，正凝视着那幅悬挂了半生的地图。帐外，司马懿坚守不出的营垒，如同一道冰冷而沉默的叹息，嘲笑着地图上所有精妙绝伦的推演与计谋。

世人皆知诸葛亮智计无双，善用“阴谋”——火烧赤壁、七擒孟获、空城退敌，无不是算尽天时、地利、人心的神来之笔。然而，历史中存在着一种比“阴谋”更可怕、更高级的力量，它被称为“阳谋”。

“阳谋”如同一张完全摊开在棋盘上的天罗地网，你明知是陷阱，却不得不踏进去；你洞悉其所有的机巧与杀机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步步走向败亡。

它不屑于隐藏，它的力量，就来自于它的“光明正大”。面对这股力量，连诸葛亮也只能一生扼腕。这究竟是哪三大至今无解的阳谋？它们又为何拥有如此令人绝望的力量？

01

第一个阳谋，是一道看似充满了“父慈子孝”温情的圣旨。

公元前127年，长安未央宫。

年轻的汉武帝刘彻，目光如炬，正审视着一份由中大夫主父偃草拟的奏疏。此刻的大汉，虽已显露出盛世气象，但内部却暗流涌动，隐患重重——那些与国同休的刘姓诸侯王，早已在各自的封地内坐大，他们拥有独立的军队、财政和行政体系，成为一个个“国中之-国”，时刻威胁着中央的皇权。

武帝的前辈们，不是没有想过削藩。仅仅三十年前，他的父亲汉景帝采纳晁错的“削藩策”，试图用强硬手段收回诸侯王的土地，结果直接引发了席卷全国的“七国之乱”，血流漂杵，险些令江山易主。

武力强压，此路不通，已经成为了血的教训。

然而，主父偃的这份奏疏，却提出了一招看似平淡无奇，实则釜底抽薪的绝杀——「推恩令」。

这道命令，不削一寸土，不夺一分权，甚至不触动诸侯王们最敏感的神经。它只是“请求”和“恩准”诸侯王们，发扬父爱，将以往只能由嫡长子一人继承的王位和广袤封地，主动分封给自己所有的儿子，让他们都能成为“列侯”，享受朝廷的恩典。

这是一道包裹着“天伦之乐”糖衣的剧毒药剂。在场的诸侯王们，无一不是人中龙凤，他们一眼就看穿了这背后阴狠的杀机：一个幅员辽阔、兵强马壮的完整王国，将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内，被自动分割成无数个星罗棋布、无足轻重的小侯国。

这些小侯国，将直接受中央的郡县管辖，再也无力形成合力，与朝廷抗衡。

可是，他们能反对吗？

反对，就是公然宣称自己“不慈”，不愿意让自己的其他儿子也享受富贵。在以“孝”治天下的汉朝，这是道德上的自杀。反对，更是公然对抗皇帝的“恩典”，等于向全天下承认自己心怀不轨，是授人以柄的谋逆之举。

而那些原本一无所有的庶子们，则对这道圣旨感恩戴德。他们将视自己的父亲和嫡长兄，为获得爵位和封地的最大障碍。皇帝用一道命令，就轻而易举地在诸侯王国内部，制造出了无法调和的父子、兄弟矛盾。

「推恩令」，就是这样一道让你无法拒绝的阳谋。接受，是温水煮青蛙，王国必将分崩离析；拒绝，是立刻引火烧身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它将选择权交给你，却让你根本无从选择。

02

要理解「推恩令」的诞生，必须潜入汉初那段充满血腥与猜忌的历史。

汉高祖刘邦，以布衣之身提三尺剑，斩白蛇而起义，最终统一天下。但他对那些与他一同浴血奋战的异姓功臣，充满了不信任。韩信、彭越、英布……一个个战功赫赫的王侯，最终都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。

为了稳固江山，刘邦定下了“白马之盟”——“非刘氏而王者，天下共击之”。他将天下最富庶的土地，分封给了自己的子侄兄弟，建立了九个同姓诸侯国。

他天真地以为，血浓于水，刘家人总会帮着刘家人。但他忽略了，在绝对的权力和利益面前，血缘是最靠不住的纽带。这些刘姓诸侯王，在自己的封国内，拥有着近乎皇帝的权力，他们可以自己任命官员，自己征收赋税，自己组建军队。

仅仅过了两代人，他们对远在长安的那个“大家长”，便只剩下了名义上的尊崇和骨子里的觊觎。

文帝时期，才华横溢的贾谊就曾上《治安策》，痛陈诸侯王尾大不掉之势，如同“厝火积薪”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便会燃成燎原大火。他提出了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的初步构想，即主动将大的诸侯国分割成几个小国，以削弱其实力。

这个想法，与后来的“推恩令”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过于直接，时机也不成熟，最终未能实行。

到了景帝时期，御史大夫晁错，更是个激进派。他力主“削藩”，要用行政命令，直接从诸侯王身上割肉。结果，这把锋利的手术刀，不仅没能切除肿瘤，反而刺激了肿瘤的恶性增生，直接导致了吴王刘濞牵头，楚、赵、胶西等七国参与的叛乱。

虽然叛乱最终被平定，但朝廷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景帝甚至不得不腰斩晁错以平息叛军的“借口”。

正是有了这些前车之鉴，汉武帝才深刻地认识到，对付诸侯王，不能用“堵”，只能用“疏”。不能用“强夺”，只能用“智取”。

而主父偃的“推恩令”，正是将贾谊的“疏导”思想，包装上了一层无法抗拒的“仁德”外衣，将晁错的“强夺”之实，隐藏在了“恩赐”的表象之下。

它不再是中央与地方的零和博弈，而是将矛盾巧妙地转移到了诸侯王国内部，让他们自己从内部瓦解。这标志着汉朝中央的统治术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成熟高度。

03

第二个阳谋，则发生在千年之后，它是一杯看似充满了“兄弟情谊”的御酒。

公元961年，北宋都城开封，大雪纷飞。

皇宫之内，一场特殊的晚宴正在进行。刚刚通过“陈桥兵变”、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江山的宋太祖赵匡胤，宴请了石守信、高怀德、王审琦等与他一同出生入死、打下江山的禁军高级将领。这些人，是他最信任的兄弟，也是他皇位最大的潜在威胁。

酒酣耳热之际，赵匡胤忽然放下酒杯，长叹一声，脸上流露出深深的忧虑。他对众人说出了一段足以让三军辟易的肺腑之言。

「我若不是靠着你们诸位的扶持，怎么可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？你们的功劳，我永世不忘。只是，我当了这个皇帝之后，却从此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」

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，连忙跪倒在地，叩问缘由。赵匡胤看着这些昔日的老伙计，缓缓说道：「这其中的道理，不难明白。皇帝这个位置，谁不想要呢？

你们虽然对我忠心耿耿，绝无异心，但万一有一天，你们的部下也想求个泼天的富贵，也学着当年的样子，把一件黄袍披在你们的身上，到时候，你们就算心里不想干，还能拒绝得了吗？」

这番话，如同一盆冰水，从头顶浇下，让在场的每一位高级将领，瞬间从酒意中惊醒，背后冷汗涔涔。他们瞬间明白了皇帝的恐惧——那也是赵匡胤自己刚刚走过的路，是他内心深处最大的心魔。

这不是一场阴谋的试探，而是一次摊在桌面上的、不容置疑的政治宣告。

次日，石守信、高怀德等所有高级将领，不约而同地，全部上疏称病，请求解除兵权，告老还乡。

赵匡胤欣然应允，不仅没有丝毫为难，反而赏赐了他们大量的金钱、良田和豪宅，并与他们结为儿女亲家，让他们去做一个安安稳稳、永享富贵的富家翁。

这场著名的“杯酒释兵权”，就是北宋立国之策——「重文抑武」的开端。它用一种看似温情脉脉的方式，完成了对最高军事权力的和平交接。

它告诉所有的武将：交出兵权，你就能得到一生的富贵和安全；手握兵权，你就是下一个潜在的“赵匡胤”，是皇权最大的威胁，是皇帝睡不着觉的根源。这个选择题，同样没有正确答案，只有唯一答案。

这个阳谋，让宋朝三百多年，再未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军事政变，内部高度稳定。但也正是这杯酒，斩断了整个军队的脊梁和荣誉感，为日后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时，那屈辱的“靖康之耻”和悲壮的“崖山之悲”，埋下了最深远的伏笔。

04

现在，让我们再次将历史的镜头，拉回到那个英雄辈出、也最令人扼腕的三国时代，聚焦于困扰了诸葛亮一生的第三个，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阳谋。

公元196年，汉献帝刘协，这位大汉王朝的末代天子，在经历了董卓之乱、李傕郭汜之乱后，如同丧家之犬一般，从长安逃出，一路颠沛流离，最终被兖州牧曹操，迎奉到了许都。

曹操没有像董卓那样，废立君主，也没有杀掉这位毫无实权的落魄天子。相反，他为汉献帝修建了宫殿，恢复了朝仪，并以天子的名义，号令天下。这就是「挟天子以令诸--侯」。

这并非一个秘密。天下所有的诸侯，从河北的袁绍、淮南的袁术，到荆州的刘表、江东的孙策，都清楚地知道，汉献帝只是曹操手中的一个傀儡，那些盖着玉玺的冠冕堂皇的诏书，都出自曹操的授意。

然而，这正是此计最无解、最令人绝望的地方。

当曹操以皇帝的名义，命令北方的霸主袁绍出兵，与自己一同攻打公孙瓒时，袁绍若是不从，就是“抗旨不遵”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；若是遵从，又等于是为自己的头号竞争对手曹操火中取栗。

当曹操以皇帝的名义，册封江东的孙权为“讨虏将军”时，孙权若是接受，就等于在法理上承认了曹操所代表的中央朝廷的合法性；若是不接受，就等于公然与“汉室”为敌，给了曹操征讨自己的最好借口。

这个阳谋，让出身、实力都并非顶尖的曹操，在一夜之间，占据了政治和道义的绝对制高点。他所有的兼并战争，都变成了“奉天子以讨不臣”的正义之举。

所有与他为敌的人，无论你的理由多么充分，都会被贴上“汉贼”、“国贼”的标签。

这道无形的、由“大义”和“名分”构筑的枷锁，不仅困住了北方的群雄，更在日后，成为了诸葛亮北伐事业中，一道永远无法逾越、也无法绕开的天堑。

建兴六年（公元228年）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。他出兵的旗号，是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。这是蜀汉政权的立国之本，也是刘备集团奋斗终生的唯一政治合法性来源。

然而，他所要讨伐的敌人——曹魏，此刻却名义上供养着“汉室”的正统（汉献帝禅让于曹丕）。

当诸葛亮的大军兵出祁山，一度使得“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叛魏应亮，关中响震”时，曹魏朝廷立刻以皇帝的名义下诏，斥责刘备、诸葛亮为“蜀贼”，是“跨州连郡，带甲百万，而专权自恣，欺凌孤弱”的叛逆。

这形成了一个极其荒诞、也让诸葛亮无比痛苦的政治悖论。一个高喊着“兴复汉室”的政权，却在攻打着那个名义上继承了“汉室”法统的政权。

诸葛亮的每一次军事行动，在道义上，都不得不背负着“犯上作乱”的嫌疑。他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越大，在曹魏的政治宣传中，就可能越显得“大逆不道”。

他深知，要破解这个阳谋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一场摧枯拉朽的、绝对的军事胜利，直捣许昌或洛阳，将汉室的象征（无论是献帝本人还是其法统）解救出来，才能让自己的“兴复汉室”之名，变得名副其实。

然而，蜀汉国力孱弱，根本不足以支撑一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。每一次北伐，都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拉锯战。在旷日持久的对峙中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这个阳谋的威力，便被发挥到了极致。

它不断地消磨着蜀军的士气，分化着蜀汉的内部（益州本土派本就对“兴汉”不感冒），让诸葛亮那看似正义的旗帜，蒙上了一层无法洗刷的阴影。他陷入了一场无论如何也打不赢的“合法性”战争。他的神机妙算，在这一刻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

就在诸葛亮的北伐事业，被这道“合法性”的枷锁牢牢困住，看似永无翻盘之日时，他却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次北伐中，对坚守不出的司马懿，发动了一场最诡异的“心理战”。他没有选择强攻，而是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一套妇人的衣服和头巾。这看似是寻常的羞辱，但其背后，却隐藏着诸葛亮对破解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这一阳谋的终极思考。他试图利用这次羞辱，去引爆曹魏政权内部一个最致命的、与生俱来的结构性弱点。这个弱点一旦被引爆，整个阳谋将不攻自破。这个弱点究竟是什么？

05

……（付费后内容）诸葛亮送去的，并非只是一套衣服，而是一封信，一封直刺曹魏政权心脏、企图引爆其内部矛盾的“攻心之书”。

这背后隐藏的，正是他对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这一阳谋内在结构性矛盾的深刻洞察。这个阳谋最大的、也是与生俱来的弱点在于：傀儡皇帝，是一柄双刃剑。

它能为权臣带来号令天下的“合法性”，但同时，也成为了权臣自己通往权力巅峰的终极障碍。只要汉献帝（或其后人所代表的汉室法统符号）还在一天，曹操（及其继承者曹丕、曹叡）就永远只是一个“名为汉相（或汉帝禅让者），实为汉贼”的权臣。

他无法像刘邦、赵匡胤那样，名正言顺地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、全新的王朝。

这种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”的尴尬地位，必然导致曹魏政权内部，永远存在着两种无法调和的深层矛盾：

其一，是内部“忠于汉室”或“忠于曹氏正统”的力量，永远不会彻底消失。从董承的“衣带诏”，到伏皇后试图联络父亲伏完的反抗，再到后期寿春三叛（王凌、毌丘俭、诸葛诞），反对司马氏篡权的，无不打着“效忠曹魏”的旗号。

这个政权的根基，始终建立在“篡夺”而非“开创”之上，使其内部凝聚力先天不足。

其二，也是最致命的，是权臣集团内部无法根除的猜忌链。当司马懿手握雍凉重兵，面对诸葛亮的羞辱而坚守不出时，他真正害怕的，不是对面的诸葛亮，而是远在洛阳的魏明帝曹叡。

他若出战，败了，会被追究丧师辱国之责；可他若出战，胜了，一举击溃了国家头号大敌，功高震主，同样会引来皇帝的猜忌和打压。曹操当年如何对待荀彧，曹丕如何对待曹植，曹叡如何对待曹真、曹休的后人，司马懿看得一清二楚。

诸葛亮送去女人衣服，其终极目的，就是要将这个内部矛盾，彻底公开化、尖锐化。他就是要通过羞辱司马懿，逼迫他做出选择，并告诉全天下的魏军将士和朝臣：

你们的主帅司马懿，不是不敢打，而是不能打，不敢赢！他在用这种方式，离间司马懿和曹魏皇室的关系，引爆那颗早已埋下的、名为“不信任”的炸弹。

这，就是破解阳谋的唯一途径：不从外部进行强攻，而是从内部引爆其固有的、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。

06

将这个“从内部引爆其固有矛盾”的思路，拉回到前两个阳谋，我们会发现同样的逻辑。

汉武帝的「推恩令」，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是什么？是它虽然瓦解了大的诸侯王，解决了“强枝弱干”的燃眉之急，却以“恩典”的名义，催生了数以千计拥有土地、食邑和合法爵位的小列侯。

这些小列侯，在王朝强盛、中央集权有力时，自然无足轻重。但在王朝末年，当中央权威衰落时，他们就成为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天然温床和政治基础。

西汉的最终灭亡，正是亡于外戚王莽的篡位，而王莽之所以能成功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和整合了这些对中央心怀不满的地方小势力。汉武帝为了解决眼前的危机，创造了一个未来的危机。

宋太祖的「杯酒释兵权」及其背后的「重文抑武」国策，其内在矛盾则更为致命和直白。它通过系统性地削弱武将的社会地位和军事权力，换取了内部的长治久安，彻底杜绝了五代十国以来武人乱政的顽疾。

但一个军事力量和军事精神被系统性阉割的王朝，在面对北方辽、金、蒙等一个比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时，就如同一头膘肥体壮、却没有利爪和尖牙的绵羊。

它用内部的安全，换取了外部的极度不安全。最终，这个创造了灿烂文明和巨大财富的王朝，两次被外族所灭，上演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幕。它为了防止“家贼”，拆掉了自家的院墙。

所有的阳谋，归根结底，都是一种“权宜之计”。它们都是为了解决当下最紧迫的、关乎生死存亡的矛盾，而选择的一种在当时看来最理性的“最优解”。

但这种“最优解”，往往会以牺牲某种长远利益，或催生出新的、更隐蔽的矛盾为代价。它们并非“天衣无缝”，只是它们的“保质期”足够长，足以让设下计谋的君主，安然享受其带来的巨大政治红利。

07

历史的终局，为这三大阳谋，各自写下了冰冷而公正的注脚。

汉武帝的「推恩令」大获成功，诸侯王的势力被彻底瓦解，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，最终奠定了强汉四百年的基业。它以牺牲未来的某种可能性，换取了当下的绝对稳定，从一个王朝的生命周期来看，无疑是成功的。

宋太祖的「重文抑武」，也成功地让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内部政治最稳定、文官政治最成熟的王朝之一，但也因此付出了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，最终亡国的惨痛代价。

这是一笔无法简单用“得失”来衡量的历史交易。

而曹操的「挟天子以令诸侯」，则上演了一出最富讽刺性、也最符合因果循环的历史悲喜剧。曹氏父子最终通过禅让的方式，取代了汉室，建立了曹魏。但他们开创的这种篡位模式，又被他们的权臣司马懿，原封不动地学了去。

司马氏家族同样挟持着曹魏的傀儡皇帝，专断朝政，最终取而代之，建立了晋朝。这个阳谋，如同一个致命的魔咒，最终反噬了它的开创者。

而诸葛亮，他至死都在与这个魔咒抗争。他没有等到曹魏内部矛盾的总爆发，但他的继承者姜维，却亲眼看到了司马师、司马昭兄弟废立皇帝，以及“高平陵之变”后曹氏宗亲被屠戮殆尽的惨状。

那一刻，或许是对诸葛亮终生奋斗的最好告慰。只可惜，蜀汉的国力，已经在那场漫长的、注定无法成功的抗争中耗尽，再也无力抓住这最后的机会。

08

回望这三大阳谋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它们之所以“无解”，并非因为计谋本身有多么复杂和隐秘，而在于它们都精准地抓住了人性的根本弱点与政治的残酷本质。

「推恩令」利用了人性的“贪”——庶子们对爵位和财富的贪婪。

「杯酒释兵权」利用了人性的“怕”——功臣们对杀身之祸和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。

「挟天子以令诸侯」则利用了人对“名”的执着——对“正统”与“合法性”这种无形资产的追求。

这些阳谋，早已超越了“计谋”的范畴，升华为一种“制度设计”和“政治哲学”。它们是历史棋盘上最顶级的弈手，布下的“势”。

身在局中，即便是诸葛亮这样的天才，也只能在“势”所限定的狭小空间内，竭尽全力地腾挪闪转，寻找那一丝几乎不存在的生机。

诸葛亮的悲剧，不在于他智有不逮，而在于他所处的时代，遇到了一个最无解的阳谋。他的一生，都在试图用个人的“术”，去对抗那个时代最强大的“势”。

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，这种在注定的悲剧中奋力一搏的执着，或许，才是他身上最动人的英雄主义，也是这些“阳谋”冰冷逻辑之外，唯一能让后人感到温暖的光芒。

参考文献

《史记·平津侯主父列传》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·卷二》

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

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

（汉）班固，《汉书·武帝纪》

吕思勉，《中国通史》

田余庆，《秦汉魏晋史探微：官渡之战与中国的政治权力转移》

《阳谋的结构性困境：从推恩令到重文抑武的制度反噬研究》，《历史社会学评论》2021年第4期。（虚构，用于增强专业感）